手风琴谱《知青小屋》《半个月亮爬上来》《在银色月光下》
王洛宾变异曲原谱找到了,忧虑却加深
上个月, 2016年 6月 23日,笔者在博客上贴出了迷失已久的旧文《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的整理修订稿(可从本文之末的推荐栏点击查阅)。同时配发了以我脑海中的儿时印象记谱的“变异曲”和仍属回忆记谱的王洛宾原曲。但机缘巧合,一个月后的 7月 25日上午,我为了寻找搬家后尚未完全开包,在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不下万卷藏书中的某一本急需资料,居然在打开第一包书时,意外地发现在一批不太重要的新旧歌曲出版物中——比这重要珍贵的其他歌曲和音乐出版物我至少还有三四包——有一本此前并不招待见、早就要淘汰却没来得及扔掉的上世纪 50年代又黄又旧又破烂的唱片歌曲选,随手一翻,便翻出了这首“变异曲”的原谱。(见上图;全谱则见后文——何故?此事另有原因,后文将逐一道来。)
首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淘汰掉这 本60年前厚厚的老书。因为这本书已经没有封面、封底、扉页、版权页,目录也不完整;当然更因为我后来在北京潘家园旧书市场已经花高价购得了品相极佳的此书首版及稍后出版的续集(全套共两册),也就不需要保留这本没头没脸的破旧残本了。虽然现在无意间找到这本书,查明了王洛宾“变异曲”的真相,但在写这篇博文时,我显然没法继续找出所藏的那套此书“善本”。不过得感谢互联网,我立刻就根据这个残本的种种特征,上网搜出了和这残本特征相同的此书封面、版权页等图片和其他信息。从而确切地知道了此书叫《人民唱片歌曲选》,直接由人民唱片厂于1954年 11月 编辑出版印行,首印 11万册,开本是比当时最大的黑胶密文唱片封套 略小一点比例的 1/ 20。可见此书的开本相当大,加上图片、目录页及各种说明、表格等繁杂的资料约400余页。印制规格较高,定价亦稍贵:人民币 15000元(当然是旧币,相当于后来的新币 1.50元;但那时鸡蛋才旧币 150至 200元一个——即新币一两分钱。换句话说,购这本书的钱已经至少可买七八十个鸡蛋了。参见下图)
我还得承认,当初撰写并在《人民政协报》发表 《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 》时,虽多次翻过这本破书,还翻过新购的续集,竟连王洛宾的名字和 《在那遥远的地方 》这一歌名也没见着,更别说它的变异曲了。当时,我非常好奇,百思不得其解:明明小时候从广播里经常听到这支“变异曲”,几乎耳朵都听起了茧巴,为什么在这一套由中国唱片厂按发行唱片的附 赠歌谱原规格(甚至可能是原版)编印出来的《人民唱片歌曲选》里,会找不到它的踪影呢? 直到此刻我从这本破书里找出了这一王洛宾经典歌曲的变异曲,才终于明白以前在这书里总是找不到它的原因何在。原来,这里面既有我熟知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又有我完全忽略的另一个“技术性”原因。
所谓“根本性”原因,正如我在旧文《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里所描述的: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王洛宾在新疆尽管先后担任过一野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长和后来的新疆军区文艺科长等职,但因他在抗战期间随“西北抗战剧团”赴青海宣传抗日救亡时,曾受到国民党军阀马步芳的礼遇并聘为音乐教官等“历史问题”,所以他在刚进入新社会的那段特殊年月里——
除了积极创作一些革命音乐作品之外,对于以前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坂城的姑娘》、《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曾被(新中国的出版物)冠以“××民歌”、甚至有所变异而广泛流传的作品,(王洛宾)根本就没有机会、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认领”或维护其著作权。即便如此,他依然在1960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直到1962年“因工作需要”而假释出狱,回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带罪任音乐教员和创作员,创作出了在全国颇受欢迎的《亚克西》等新作,并大胆推出了他以前创作的《阿拉木汗》、《青春舞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等极受追捧的优秀作品。这下,他才有可能鼓起勇气提出了将其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重新订正发表、以“恢复”其原创曲调的请求。所以我清楚地记得,我是到了1963年左右,才第一次知道有另一种“新唱法”存在;而且在当时最权威的《歌曲》月刊上见到了署名为“王洛宾词曲”的正版五线谱和简谱。但是到了“文革”前夕的1965年,王洛宾的许多优秀歌曲又销声匿迹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知道,王洛宾正是在那一年,又被押回监狱继续“服刑”达十年。
其实,我这段文字里,恰恰漏掉了出版这本《人民唱片歌曲选》的1954年前后的一些情况。
本来,王洛宾1949年在青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赴新疆后,即与爱才的王震将军共同创作了合唱歌曲《凯歌进新疆》等。他当年便升任新疆军区文艺科长,编译过《苏联最新歌曲集》,整理改编了《在银色的月光下》等新疆风味极浓的一批民歌作品。但 1951年初,妻子黄玉兰病重,王洛宾告假赴京救治护理,耽延未归。当年 6月,北京市公安局忽然应新疆军区某些人的要求,将王洛宾逮捕押送回新疆。他的妻子黄玉兰旋即在北京病逝。次年 2月,新疆军区军法处以“散布谣言、长期逾假不归”为由,判处王洛宾两年劳役。服役期间,他仍完成了话剧《丰收》的音乐曲谱创作,还创作了一些其他歌曲。 1954年 8月获释,改任南疆喀什二军文工团音乐教员兼创作员,改 编创作了《沙枣花香》等数十首民歌。 1957年调回新疆军区文工团任音乐教员和创作员,参与创作了歌剧《战斗的历程》、《无人村》等。
从这一段简历可以看出, 1954年 11月出版上述唱片歌曲集时,正是王洛宾刚服完劳役获释,改任南疆喀什二军文工团创作员才三个月。其在服役期间仍一心扑在音乐创作上的热情及成果虽然有目共睹,但是要在一本全国出版发行的重量级《人民唱片歌曲选》里获得署名资格,则可能因“政审”不合格而被取消。这在今天看来固然有些荒唐,却是不难理解的一种历史事实。
但是,这只能解释王洛宾的作品在这本书里何以不署作者的名,却不能解释我以前为什么从里面找不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变异曲。
这便涉及到我所谓“技术性”原因了。我也是这回终于查到了里面的“变异曲”原谱,才恍然大悟的。原来,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唱片厂将这支脍炙人口的歌曲重新灌制唱片时,不仅没有署上王洛宾的名,曲谱也是依据的在海内外流传了十余年的那支被马步芳女儿“唱走了调”,而在重庆根据录音记谱整理的变异曲(参见我的博文《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最关键一点还在于,我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灌制唱片及 编入这本歌曲集的歌名并不叫《在那遥远的地方》,而叫《草原情歌》。我以前从这本歌曲集的目录上或正文里去翻找时,因为没有见到王洛宾的名字和《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一歌名,就以为不存在了。而这次,因寻找心切,几乎是一页一页地细看每一首歌的歌词,才终于发现了它。
凭歌词找到后,立即看旋律,果然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变异曲,激动得抓起笔就在歌谱上胡乱批注起“感想”来——自然也是因为我还有一套更完好的善本,并不把这“破书”当一回事的心理作祟。可是我接着又打开了好几包书,都没有见到另外的几包音乐书籍和此书的善本。现在就权将这个被我糟蹋得不成样子的“破书”上的变异曲全貌,展示给关注它的朋友“一睹芳容”吧。
同时,也把我上次博文里凭印象手写的这一“变异曲”曲谱与之对比——相差还不算太远吧!
如果是没有读过我上一篇文章《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的网友,猛然看到这个与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原谱旋律大相径庭的“变异曲”,肯定会非常奇怪。甚至可能误以为这就是王洛宾创作此曲时所“依据”的所谓“青海民歌”原曲。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先提醒一下,我那篇文章的核心内容,不仅仅是为了向当今的不知情者首次披露这一经典歌曲“变异曲”的真实存在,更是为了论证王洛宾创作此曲的确切时间并非如现在普遍讹传的1939年,而是1941年;以及产生这个“变异曲”的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王洛宾在兰州一家旅馆里完成此曲并誊抄若干份曲谱分寄给(包括马步芳在内的)一些朋友之后,立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以“通共嫌疑”逮捕关押至1944年夏天,才被获知其下落的马步芳营救出狱。而他三年前创作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此时已经由马步芳的女儿因教她练唱的人识谱不准而“唱走了调”的一轮赴渝公演,使得此曲在抗战时的“陪都”重庆引起轰动,并经重新录音记谱而迅速传遍海内外。(详见本博客所发前文)
好了,关于产生及发现“变异曲”的若干情况介绍完毕。现在要请大家务必 耐心读完我的后文——这篇文章的真正“重头戏”。
尽管我现在已找出了王洛宾这支经典歌曲的“变异曲”原谱,其实却让我对接下来遇到的一些情况更加不理解。首先,我仔细重看了这本破旧的唱片歌曲集。里面除收入这支变异曲外,还收入了王洛宾的另外两支经典歌曲——《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也都和收入这首纯粹的创作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变异曲”《草原情歌》一样,清一色地不署王洛宾作词作曲(或 编曲)的名。这都不算奇怪。最奇怪的是,收入这同一本歌曲集里的其他类似的民歌作品,如《牧羊姑娘》(荻帆词金砂曲)、《崖 畔上开花》(孙谦词 刘炽编曲)、《纺棉花》(骆文词 莎莱曲)、《新疆好》(马寒冰作词刘炽编曲)等,不论多么像地道的原始民歌,大都署了作词作曲(或编曲)者的名,而偏偏对同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天才作曲家王洛宾的作品,却一首都没署名——有的甚至还署了别的人“编曲”(比如下面这两首《半个月亮爬上来》和《阿拉木汗》,那署名的杨嘉仁、谢成功二位所谓“编曲”者,估计也就配了一下其他声部的和声而已)。为什么单单对王洛宾的经典音乐作品,会在署名上如此“特殊”呢?难道“柿子专拣软的捏”?
更令人气短的是,王洛宾的《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不署词曲作者的名也就罢了,偏偏还另有署名——前者署的是“杨嘉仁编曲”,后者署的是“谢成功编曲”。我一看是四声部的合唱曲谱,心里稍稍“平复”了些,猜想这两位所谓“编曲”者或许都是指编合唱曲。但再看前后的两首标准民歌曲调的《崖畔上开花》和《新疆好》,那可是地道的独唱曲谱呀,为啥也署了“刘炽编曲”呢?如此含混不清的“编曲”称谓,放在著名作曲家刘炽身上,还可以理解为是指“根据民歌改编”;但放在《半个月亮爬上来》、《阿拉木汗》名下取代原创词曲作者,岂不就有“冒名顶替”或明目张胆侵权的意味了吗?
如此不严谨的署名体例,即使出现在1955年的《人民唱片歌曲选》里,我每次翻看,还是感到有气。转念一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往前看。
可是往前看,问题依然未得到真正彻底的解决呀!王洛宾在改革开放后,政治上已经重获新生,艺术上屡获国内外大奖,可谓步入了他人生最辉煌壮丽的阶段。但就在我打开的这一包新时期出版的歌曲集里(有的还是王洛宾去世后才出版的,见下图),其间所表现的怪现状,差点没把我的肺气炸。
这些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新时期歌曲集的出版,已经是王洛宾历尽坎坷、苦尽甘来的若干年之后了呀!他的人生之路,借助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79年,王洛宾应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将军的邀请,前往战斗歌舞团创作歌剧《带血的项链》。随后该剧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获文化部颁发的创作二等奖。
以此为契机,新疆军区旋即于1981年为王洛宾召开平反大会,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和军籍,聘其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
此后,新疆军区政治部、新疆音乐家协会联合为他举办《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首次向社会全面介绍他的音乐作品,并授予他“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
在他长期生活工作的甘肃和新疆两地的人民出版社,亦先后为他出版了《洛宾歌曲集》、英汉对照《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丝路情歌》歌曲集等,重新确认了他一生所创作或改 编的所有重要作品的著作权。
接踵而来的一系列殊荣则是——
1988年,75岁的王洛宾光荣离休,享受副师级待遇,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勋章。
1991年,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在那遥远的地方》荣获文化部、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金唱片特别创作奖。
1993年,《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
同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授予他名誉教授称号。中国文联出版社为他出版《纯情的梦——王洛宾歌曲集》。
1994年7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同年12月,被新疆达坂城人民政府授予荣誉镇长称号。
1996年3月14日零时40分,王洛宾因患胆囊腺癌医治无效于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病世,享年83岁。临终前,他在病榻前就自己的荣誉权、著作权和继承权慎重立下遗嘱。六天后的3月20日,王洛宾追悼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5月28日,王洛宾墓碑落成暨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金山陵园举行。
2000年6月和2009年6月,两座各具特色的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先后在新疆吐鲁番市葡萄沟中心游乐园和青海省海北州金银滩草原隆重落成开馆。
我在这里详细罗列王洛宾晚年和身后所获得的这些迟来的殊荣,并不是要为他歌功颂德。恰恰相反,我是要悲愤地为他鸣不平——尽管写出这些文字时,我内心里一直在克制、再克制……
因为如前所述,以王洛宾尚处于政治上备受压抑时期的1955年由国家出版的《中国唱片歌曲选》为标志,王洛宾作品的署名权和著作权一直被非法剥夺,这虽然令人唏嘘慨叹,却也可以理解。然而到了1979年,王洛宾的新作已经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创作奖;1981年,新疆军区已正式为王洛宾召开平反大会,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和军籍;尤其是后来,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经典之作,已屡获国家级与世界级的种种殊荣;甚至在他已被其所在单位的新疆军区政治部和新疆音乐家协会授予“人民音乐家”的光荣称号而不幸逝世之后……过去那种在中国音乐界和出版界似乎已成“惯例”的随意剥夺王洛宾作品署名权、著作权的事情,依然在继续发生,不绝如缕。这就万万不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了!每一个稍有正义感的人士,更别说各级党政领导,都应该挺身而出,毫不留情地对此“恶习”群起而攻之,替这位在艺术上奋斗终生,给中国和世界留下如此美妙的音乐作品的人民音乐家,主持公道,讨还“血债”——我是指一个天才艺术家一生的心血。其经典作品足以千年不朽,世人当有目共睹!
仍以我刚刚开包的这几部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音乐出版物为例。
1.改革开放后领风气之先的《中外抒情歌曲300首》第一集、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1981年4月先后出版发行)。虽然此前王洛宾已于1979年进京参加国庆30周年汇演,获文化部颁发的创作二等奖,新疆军区也于1981年为王洛宾召开了平反大会恢复其政治名誉和军籍,但这一部影响巨大、篇幅超过一千页的《中外抒情歌曲300首》,对其他绝大多数作品都认真细致地署了词曲作者的名,唯独没有出现一处王洛宾的名字——虽然里面也有王洛宾的两三首被继续剥夺了署名权和著作权,甚至被故意篡改了歌名的作品(如《在那遥远的地方》被仍按1955年《中国唱片歌曲选》所载变异曲之例而名之曰《草原情歌》,曲调却换成了王洛宾重新发表的原创旋律)混杂其间——就好像这位从事音乐创作六七十年的天才音乐家,一生都是在吃白饭,没有一首像样的歌曲流传于世似的。这对于一个历来对作者的“政审”和对出版物的“审批”均较严格、且历来讲究雷厉风行“落实政策”的国度,居然在改革开放后,在王洛宾已获公开平反并荣获国家级的奖项后,依然按照数十年前作者受到极不公正待遇时的“惯例”来继续剥夺其作品的署名权、著作权。请问,这是哪家的“王法”?
这部歌曲集的最恶劣处,是对被侵权的歌曲尽可能采取掩耳盗铃篡改歌名的方式。一般不知情的读者,谁会想到右边第一首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词曲),左边一首是《花儿与少年》(词作者是国民党军阀马步芳,王洛宾是记录改 编整理曲谱的 编曲。国民党人的文字就不能署名么?要不就别印别唱)
我不知道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是否就此公开纠正、道歉和赔偿。但凭猜想,在我们这个“宁左勿右”之风屡禁不绝的国度里,遇到这样的事情恐怕“改也难”。否则,便不会有我接下来列举的这些有恃无恐、延续至今的事情发生。
2.另一部影响较大、发行较广的大型歌曲集,是《中华大家唱(卡拉OK)曲库》(一至四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5月至1992年3月出齐)。虽然此书比《中外抒情歌曲300首》晚出了十年,情况并无多少改观。稍好一点的是,收录王洛宾经典作品数量相对较多些了(当然侵权也就更多),而且在第一集里便将《在那遥远的地方》署上了“王洛宾 词曲”的名。但让人不能容忍的是,依然悉数剥夺了王洛宾其他所有作品的署名权和著作权。这部《(卡拉OK)曲库》的出版者是权威的人民音乐出版社,主 编是著名音乐家赵沨,而且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十余年之后,王洛宾早已荣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勋章,享受着副师级待遇,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难道就因为王洛宾生活与工作之地是“山高皇帝远”的新疆,没有机会跟京城的音乐界权势者“搞好关系”,就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任意地继续“糟践”他?
此外,在我看来,王洛宾生前也实在是太老实了,成天就知道埋头创作,“两耳不闻窗外事”。难道他就一点不了解某些音乐界“权威”人士在不断盗窃他的作品出版赚钱?或者知道了,也没有精力去公开地控告他们,勇敢地站出来维权?
3.更有甚者,在我打开的这包书里,还有先后出版于1996年(第2版)和2005年(第6次印刷的增订版)的厚厚两本印制精美的《中外名曲赏析》(均为王盛昌 李宝彤主 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真想惊呼一声:我的天哪!不论是在出这个1996年第2版还是出2005年增订版的时候,都是在王洛宾已经去世之后了,难不成这两位身为“主 编”的大音乐家,到了此时此刻,还不知道被他们选入该书并作“评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两首经典歌曲,都是王洛宾屡获殊荣的代表作?或者说,到了此时此刻,依然是在有意地继续剥夺王洛宾作品的署名权和著作权?——而最奇怪的还是,此时此刻已经步入21世纪了,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专为保护作家艺术家而制定的《著作权法》已经颁布了若干年,王盛昌、李宝彤二位主编居然还敢继续装聋作哑地无视王洛宾早已荣获多种中外奖项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一歌名的规范化称谓,而依然在按半个世纪前《中国唱片歌曲选》对其“变异曲”的称谓那样题为《草原情歌》。既然仍题《草原情歌》,怎么又不像当年的唱片歌曲选那样干脆使用以前传唱的“变异曲”谱,而要偷换成王洛宾在上世纪60年代重新发表的原曲谱呢?总之不论以哪种角度、哪个时代的标准去看待这一“侵权者”惯用的掩耳盗铃伎俩,都会让人忿忿不平,难以理解。
我称此书的两位主编为大音乐家,是根据书中的介绍。
他俩一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音协陕西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长期从事音乐创作和音乐书刊编辑工作;一为大学艺术系理论作曲专业毕业,也是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创作和编辑工作的。他们都是成绩卓著的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专家,并非“刚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为什么至今仍对一位饱受人世沧桑和不公待遇且终于重获新生,已经享有世界性崇高声誉的老音乐家及其经典之作,如此的不尊重,如此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呢?
请问两位主编的良心何在?社会的正义和公理又何在?
作为对比,我也简单提一下日前打开这包书里的另外几本歌曲集的情况。
4.在《民歌老歌大家唱》(刘传 编配、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和《同一首歌——21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精品》(主编 孟欣、现代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这两本书里里,情况则大不相同。里面所选的王洛宾最经典的代表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全都无一例外地署了“王洛宾词曲”的名。这总算让人松了一口气。
但两者皆选的《阿拉木汗》,以及前者单选的《青春舞曲》、《在银色的月光下》,却没有署王洛宾的名。一种可能是“径依”过去的选本,未及细考;另一种可能是征求了个别“权威”的意见,觉得“属于改编”。我不想在这篇已经“超负荷”的博文里介入此类“争论”。即便退一步说,有的作品确属“改编”,按长期以来的惯例,不是也该署名“王洛宾 编曲”么?怎么到了王洛宾这儿,连这种署名方式也要被剥夺?何况,这两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不但有确凿证据出自王洛宾之手,而且歌词也是他自创的;曲调里有吸收改编自某种民族音乐的成分,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古今中外的音乐领域,对这样的创作方式的肯定与提倡不乏其例;它和纯粹的录音或记录整理性质的音乐作品(如录音整理阿炳的《二泉映月》等),显然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若是放在别人身上早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怎么到了王洛宾身上就永远是“问题”呢?对不起,我这些话主要不是批评这一类歌曲选集,而仍然是对某些“权威性”意见的不理解。
《民歌老歌大家唱》还有一个属于“疏漏”的小缺点。在第30页收入《在那遥远的地方》并署名“王洛宾 词曲、刘传 配和弦”的同时,却在稍后的107页收入了词曲大同小异的所谓《草原情歌》,署名又成了“青海民歌、刘传 配和弦”。这显然是不加思考地沿袭了前述王盛昌、李宝彤主编的《中外名曲赏析》——而不是沿袭更早一点的《中外抒情歌曲300首》。因为王、李所收《草原情歌》,虽是明显地仿效《300首》以巧妙隐匿其通常歌名的方式来继续剥夺王洛宾的署名权和著作权;却在曲谱和定调上,故意和《300首》有所区别,似乎是连其“仿效”之迹也一并掩盖了。而刘传的《大家唱》所稀里糊涂重复收入的《草原情歌》,其曲谱和定调均与王、李所收全同。
这就是《民歌老歌大家唱》收了署名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又误收所谓《草原情歌》的页码。左边则是照搬《中外抒情歌曲300首》故意改《花儿与少年》之名为《四季歌》的体例。
总之,中国音乐界上个世纪在王洛宾问题上造下的孽,太不应该在新世纪里还让它继续存在了——或者换一个角度说,更不应该因为这位享誉世界的人民音乐家已经仙逝,就可以在新世纪里更加肆无忌惮地无视他、糟践他。
所以我要郑重地建议,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是不是应该针对这一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尽快召开一次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彻底厘清王洛宾经典歌曲著作权和署名权总是要被剥夺的事实真相,从而真正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不要再让某些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极左”思维继续泛滥,乃至谬种流传,贻误后人!而更现实的一个问题则是,最好不要再让这类荒唐透顶的“国际玩笑”,给我们日益凸显的世界大国形象抹黑!
2016年 8月 1日 12:41:35 匆草于蜀南释梦斋
(博主按:感谢网易博客文化栏的突出推荐,使得观看这篇博文的网友相对比较多,转载的人也多。但我想提醒阅读或转载这篇文章的朋友,最好也关注一下它的上篇《一支经典歌曲的变异》,该文对变异曲之所以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事情的来弄去脉,有着更加详尽的梳理、介绍。请直接在文末的推荐阅读栏查找并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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