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几代歌手，一生写下3000多首作品，他的歌你现在还会唱
陈蝶衣去香港的时候，黄霑才十岁，顽劣好动的少年一听到陈蝶衣的歌就沉醉其中。
刚到香港的陈蝶衣常常和姚敏约在格兰咖啡馆搞创作。
陈蝶衣喝咖啡，姚敏喝酒；陈蝶衣填词，姚敏哼曲。
报纸的空白处写满了字，不知是《南屏晚钟》还是《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歌词。
1988年，香港第十届“十大中文金曲” 评委会向陈蝶衣颁发了象征荣誉的“金针奖”。
黄霑站在香港流行乐坛之巅时，笑称自己是喝着陈蝶衣的奶长大的。
从周璇、姚莉到邓丽君，再到蔡琴、费玉清、张学友、林忆莲、莫文蔚……一代又一代歌星唱响他的歌。
岁月无情，但有些人却在岁月中永恒。
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结束。
江苏常州的陈秀才科举梦碎，在家乡教了几年书后去上海应聘，做了《新闻报》的书记员，家眷也随着来到上海。
刚上初中的陈哲勋每逢周末就到报社帮父亲做一些抄写类的工作，一手字写得太漂亮，被报社推广部的负责人看中。
念及父亲微薄薪水支撑一家的辛苦， 15岁的陈哲勋辍学进《新闻报》做了名练习生。
他虽中学未毕业，却博览群书，文章写得甚好。
年级小又机灵，很逗人喜欢，在报社大家都叫他小弟弟。
彼时有个文学流派因写才子佳人“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得名鸳鸯蝴蝶派。
陈哲勋看了该派的一本《蝶衣金粉》，恰好上海话“蝶衣”就是“弟弟”，就用“蝶衣”做了笔名。
渐渐原名没人再提起，此后世人只知陈蝶衣。
天资高又勤勉，陈蝶衣从检字、校对一路干到记者、编辑。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诞生地，电影公司云聚，明星荟萃。
1933年，29岁的陈蝶衣看准风向创办了《明星日报》。
这份时至今日仍被尊为中国最早的专业娱乐报纸《明星日报》在一开始却少有人问津，许是新鲜事物向来不容易被人接受。
如何改善经营状况，这个问题始终盘旋在陈蝶衣脑海。
那天陈蝶衣在车站等车，听见几个人为蝴蝶和阮玲玉谁更美吵了起来。
他忽然受到启发，自己办的报为什么不搞个选美活动和大众互动呢？
这么一想他立即行动，并把活动定位为电影皇后的选举大会。
这个招数果然扩大了明星日报的影响，可是来投票的人还是不多。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陈蝶衣将投票人、被投票人以及选票的数字每一天都刊登在报纸上。
读者们看到自己的名字竟跟明星排在一块，顿时热情猛增，两个月内报纸收到数万张选票。
投票结果一出，蝴蝶艳压群芳成为了电影皇后。
蝴蝶名声大噪，名字被注册成香烟商标，作为中国电影界的代表去各国访问。
明星日报也借此机会一跃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娱乐报纸。
东北的隆隆炮火中，国人得到了一个娱乐高潮。
陈蝶衣将活动收入全部捐出，支持抗战。
声名鹊起的陈蝶衣继续将工作重心放在报刊界。
1941年，《万象》杂志创办人请来陈蝶衣任主编，这本杂志在他的带领下销量一路走高。
后来他又进入《铁报》《大报》等报纸担任主编。
在报刊界辗转忙碌的陈蝶衣并未想到，一首歌马上要改变他的人生。
1943年，周璇主演的电影《鸾凤和鸣》公映，陈蝶衣随着人流走进电影院。
昏暗的影院只有荧幕发出光亮，荧幕里的一对人儿苦苦相恋，周璇的歌声坚定悠扬。
陈蝶衣细听歌词：“一切都能改变，改变不了我的心，一切都能改变，改变不了我的情。”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那时于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上海连孤岛的地位也保不住。
《鸾凤和鸣》借一对凄风苦雨的情人，表达沦陷区的广大人民期盼祖国早日光复。
陈蝶衣深受震动，所谓靡靡之音原来也能饱含深意。
他想，此种具有极深爱国情操之歌必须发扬光大，这是文化人必须肩负起来的责任。
陈蝶衣的心意，很快被《鸾凤和鸣》导演方沛霖所知。
方沛霖来到《万象》编辑室，拿出一本名叫《倾国倾城》的剧本，问他：“能否撰写全部歌词？”
陈蝶衣说：“现在是抗战时期，不能国亦倾城亦倾啊。”
方沛霖立即憬悟，次日将片名改作《凤凰于飞》。
“凤凰于飞”出自《诗经》，陈蝶衣瞧着这四个字，想到此时众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心中悲痛。
提笔写到：“分离不如双栖的好，珍重这花月良宵；分离不如双栖的好，且珍惜这青春年少。”
字字句句，写出战区人民的渴望。
说起来又是一段缘分，陈蝶衣为电影《凤凰于飞》写了八首歌词，《不变的心》的作曲人陈歌辛谱了其中四首曲，周璇演唱所有歌曲。
1945年3月11日电影《凤凰于飞》在上海大光明、国泰大戏院同时上映，轰动全国。
时间进入20世纪50年代，久居上海的文艺界人士深深感受到时局巨变后的震荡。
陈蝶衣陷入极大的不安，思考良久，他将双亲，将一双儿女托付给亲戚，于1958年8月，用他已故大哥的名字“陈元栋”，逃去香港。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陈蝶衣写下一首诗：
尘鞅脱身家再弃，
车厢寄迹客孤征。
已挥别泪仍在首，
未卜前程亦计程 。
初到香港的生活并不容易，陈蝶衣借宿于绍氏公司工作的友人家。
他们都是一样，逃一般来到香港，自诩难民，困境之下互相帮扶。
随着陈蝶衣和陈蝶衣这样的文人、电影人移居香港，也把在上海已经发展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带到了香港，为香港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非常重要的要一笔，这是后话。
为了生计陈蝶衣重新回到报业界，既编报刊又写专栏，还学会了写电影剧本。
第一个剧本《小凤仙》，由邵氏公司投资。
主演李丽华凭此片红透影坛，陈蝶衣也站稳脚跟。
而他也未曾忘记过，要写词为人民发声的理想。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当时还不为人知的百代公司知道陈蝶衣来了香港，找到了他。
这一机缘正式开启了陈蝶衣的流行歌王之路。
陈蝶衣加上姚敏、姚莉兄妹，三人在香港再次开创上海老歌的黄金格局。
香港尖沙咀的格兰咖啡馆是陈蝶衣一生念念不忘的地方。
那会子陈蝶衣和姚敏天天泡在格兰，如前文所说。
他们都很穷，没有钱买专门的稿纸于是就用报纸曲谱、歌词。
有时候他们的创作速度很快，一天能写好多歌。
他俩作词作曲，姚莉演唱的《情人的眼泪》《春风吻上我的脸》传唱几十年而不衰。
陈蝶衣的词很雅，读来如诗。
他说，这是古典诗词和传统戏剧对他的滋养。
曾有出版商怕人们听不懂，希望他写得“俗”一点，他不接受，通俗可以，媚俗不行。
“推崇的是爱，追求的是美。”这一点，陈蝶衣始终不变。
姚莉
杭州西湖南岸有座南屏山，林木繁茂，石壁如屏。
北麓山脚下的慈净寺，每逢傍晚都响起清越悠扬的钟声。
身在香港，心思飘回到大陆，陈蝶衣提笔写到：
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
森林它一丛丛，
我看不到他的行踪，
只听到那南屏钟，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
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
陈蝶衣借着《南屏晚钟》，诉说着游子思归而不能归的心声。
2015年大热的《伪装者》，用陈蝶衣的《诉衷情》作片尾曲。
几十年前，陈蝶衣亦是用这首歌诉说对家国的思念。
他怎么写都是爱国的，写花朵是爱国，写鸳鸯蝴蝶也是爱国。
除了不能回归故里的愁思，另有一桩遗憾也一直萦绕陈蝶衣心中。
在儿子陈燮阳心中，父亲是可恨的人。
陈燮阳
陈燮阳出生不久，父母就分居了。
父亲生性沉默，寡言少语，搬走见面很少，父子感情很疏离。
再后来，郁郁寡欢的母亲病逝，年少的陈燮恨极了父亲。
38年里他对父亲最后的印象，是12岁那年父亲突然将他和姐姐送回常州老家，从此音讯全无。
多年后，陈燮阳成为我国著名音乐家，有了情投意合的另一半。
他慢慢能理解父亲当年反抗包办婚姻，追求自己幸福的心情。
对亲情的渴望于子女是本能，得知父亲健在，他辗转打听到地址，寄去一封信。
可想而知陈蝶衣收到信时的心情。
《我有一段情》是在陈蝶衣收到信后写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话他都写进了歌里。
“我有一段情呀，说来给谁听？知心人儿呀出了门，他一去呀没音讯……”
他们等待到如今，夜又深月又明，只能怀抱七弦琴，弹一曲唱一曲，唱出心头恨。
这苦等而生恨的人是陈蝶衣自己也是儿子陈燮阳。
陈燮阳听到这首歌，忽然许多事都放下了，大家都健康活着就很好了。
2002年，澳门举行“陈蝶衣作品音乐会”，担任指挥的是陈燮阳。
在那场澳门音乐会的结尾，94岁的陈蝶衣和62岁的陈燮阳在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中深情拥抱。
这是父子俩的第一次合作，也是他们共同演奏的人生交响曲。
晚年的陈蝶衣生活并不宽裕，住在香港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粉岭。
来香港几十年，沙田、海洋公园什么地方也没去过。
他每天几乎都去麦当劳、肯德基，因为那里便宜，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写点东西。
路上看到外地人来香港摆摊卖塑料凳子，他心疼别人生活不易，每天去买，买到家里一摞一摞的塑料凳。
有人去看他，跟他聊天，耳朵不大好使的他费力去听人家说什么。
“以前的事记不了那么许多。”过一会他孩子气一笑：“上海小笼包子还记得。”
谈及他写过的歌，他马上笑起来说我会唱，颤颤巍巍就唱起来。
他年纪大了，有时讲一句要停顿很久，像在搜索什么。
他还记得从前经常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层和周璇喝咖啡，姚莉的电话他写在本子上现在找不到了。
姚敏和陈歌辛好多年前去世了。
陈歌辛
“白光、李香兰好久没她们消息了，大概也都出远门了。”
至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以后的60多年间，陈蝶衣一共写过50多个电影剧本，出过一些书，很多已难寻踪迹。
他创作的歌词多达3000多首，因此得了“三千首”的诨号。
可惜这洋洋数千首歌词，随他一起经历战火颠沛，许多已散佚。
2007年10月14日，还差3天就是陈蝶衣100寿诞，这天他在睡梦中溘然长逝，医生诊断属于自然衰老，无疾而终。
时间仿佛又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歌舞升平。
留声机的胶木唱片上，放着那几首歌曲：《凤凰于飞》《前程万里》《合家欢》……
清瘦的陈蝶衣与友人谈笑风生，沿着霓虹闪亮的街道一直往前走。
白发翁娶俏娇妻，众名士撰贺联，镶嵌年龄、姓氏入联，成千古绝对
今天的故事先从一个国学大师说起。
这个国学大师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的陕西泾阳人吴宓。
吴宓在学术方面是成功的，在情感方面却是失败的。
之所以失败，是他遇上了不该爱的人。
吴宓早年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与陈寅恪交情最深。
陈寅恪对吴宓看得非常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犹壶水受热而沸腾，揭盖以出汽，比之任壶炸裂，殊为胜过”。
吴宓才气横溢，相貌又英俊秀美，十足的俊才英杰，留学哈佛期间，屡有诗文习作在《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上发表，《清华周刊》甚至还附有他的照片，不知打动过多少少女的心。
吴宓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妹妹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对吴宓芳心可可，情不能自己，愿嫁吴宓，侍奉终身。
吴宓得知此事，怦然心动，一面回信认可，一面收拾行装，回国成就好事。
在陈心一家会晤那天，本文的女主角之一出现了。
这个女主角小名月仙，英文名海伦，大名毛彦文，浙江省江山县城乡绅之女，陈心一的校友，这天专程来陈家告别闺中密友，准备去北京上学，与吴宓不期而遇。
所谓一见月仙误终身！
吴宓对月仙毛彦文一见倾心，在敷衍陈心一的同时，开启了艰苦漫长的情爱追逐之路，对毛彦文忽忽若狂，一发不可收拾。
有一桩这样的轶事：吴宓自诩勇敢而痴情，把自己的情诗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两句。
有人让金岳霖去劝劝吴宓，必要的时候，要尊重一下女方的感受。
金岳霖于是对吴宓说：“你的诗好不好我们不懂，但其中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不应该拿到报纸上宣传。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吴宓一听就急了，拍着桌子就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把金岳霖好一顿臭骂。
吴宓感情炽烈，求爱之旅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以至于在30年代的上海滩，他和毛彦文的故事成了小报津津乐道的话题。
多年后，一本《吴宓日记》也充斥着两人之间情天恨海的痴爱苦恋。
对于吴宓的苦苦纠葛，毛彦文是用这么一句话来总结和结束的：“真是无聊！”
毛彦文人长得既美，又是上海复旦大学的老师、女大学生的辅导，是时代的新女性，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仙姐姐”。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神仙姐姐”的最后归宿却是白发郎君熊希龄。
曾经，熊希龄也是一个俊才英杰，甚至还是一个神童。
熊希龄五岁的时候，仅用三天时间就把《三字经》背得滚瓜烂熟，十四岁中取秀才，十六岁中举人，被称为湖南神童，才誉三湘。
熊希龄参加会试时间稍晚，却一举中式，成为清末进士，曾官居二品。民国初年，一度当上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内阁总理。
熊希龄的情感比吴宓丰富多了。
熊希龄前妻朱其慧去世。熊希龄深情赋挽联，曰：
以同德同心同情同志誓同患难，生死相期，三十六年如一日，谁知垂老分飞，事业未终难瞑目。
舍爱儿爱女爱婿爱孙及爱屋鸟，教养诸孤，千百余人将何依，那堪环境变异，触观无物不伤心。
这副对联，真是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朱其慧逝世后，熊希龄一腔深情急需找一个倾注对象来存放，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了毛彦文。
咦？熊希龄是怎么结识毛彦文的呢？
原来，朱其慧的侄女朱曦是毛彦文的同学，毛彦文在北平求学期间，经常到熊家做客，颇得熊希龄和朱其慧的赏识。
朱其慧不在了，熊希龄便让内侄女朱曦做红娘，自己学习秦观给毛彦文写情诗、情词。
其中有一首半文半白的词令，云：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
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
渐运转，春回枯柳。
楼外江山如此好，有神针细把鸳鸯绣。
黄歇浦，共携手。
求凰乐谱新声奏，敢夸去，老莱北郭，隐耕箕帚。
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即人之幼。
更不止，家庭浓厚。
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
天作合，得佳偶。
那一年，熊希龄六十六岁，毛彦文三十三岁，年龄差距太大，毛彦文一下子接受不了，断然拒绝。
熊希龄锲而不舍，派女儿熊芷上门当自己的说客。
毛彦文还是不肯接受。
熊希龄不屈不挠，发动情书攻势。
一来二去，软磨硬泡，毛彦文终于服了，答应了熊希龄的求婚，但有一个要求，即熊希龄必须剃掉蓄留了多年的胡须，这样才能从形象上拉近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
熊希龄毫不犹豫地把心爱的胡须剃得一干二净。
1935年2月10日，白发翁和俏佳人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采用基督教仪式举行的婚礼，轰动一时。
结婚典礼上，有人要新郎新娘报告恋爱经过，以及新郎剃须缘由。
熊希龄春风二度，恍若刘郎再来，笔眯眯地说：“有人认为我老了，但我不觉得老，反而感觉一年比一年年轻。一个人连须发都不肯牺牲，怎么能为社会和国家做事情？所以，我毅然牺牲了我留了十年的长须，与毛女士结婚。”
结婚典礼当晚在北四川路新亚酒楼宴请宾客，名流毕集，少长咸集，壁间悬挂喜帐，多为妙联。
熊希龄门生刘辅宣贺联很妙，将老师父和小师母的姓氏镶嵌其中，云：
凤凰于飞，祥兆熊梦；
琴瑟静好，乐谱毛诗。
熊梦取周文王飞熊入梦典，且熊希龄被时人称为“熊凤凰”，毛诗即诗经，上下联对仗工整，且文学味道很浓，有古韵遗风。
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的贺联风趣幽默，云：
儿孙环绕迎新母；
乐趣婆娑看老夫。
陈昭宇与毛彦文为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又与熊希龄家是世交，一向称熊希龄为“世伯”，其联云：
旧同学成新伯母；
老年伯作大姐夫。
沈尹默的对联颇让人遐想万千：
且舍鱼求熊，大小姐构通孟子；
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
北京一家报纸的贺联很简单，也很粗暴：
雄心未已；茅塞顿开。
“雄”为“熊”谐音，“茅”为“毛”谐音，语意双关，戏谑中的戏谑。
还有人专门拿熊希龄六十六岁、毛彦文三十三岁作文章，写：
以还古稀之年，奏凤求凰之曲，九九月成，恰好三三行满；
探朱其慧之慧，睹毛彦文之文，双双如愿，谁云六六无能？
一个自署七十二不老叟崔通约的人，其联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喝彩：
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妇九十九；
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眉齐眉。
熊希龄与毛彦文的婚姻虽然热热闹闹，但国逢乱世，两年后，七七事变，两人开始了逃难生活，颠沛流离到香港，该年年底，熊希龄便溘然病逝。
初为新娘便为遗孀的毛彦文撰写《沉痛的回忆》诉：“际此乱世日亟，烽火遍地，先生得长眠不视，未始非福。但我还要痛苦地活下去，缅怀前情，掩涕不已，来日大难，将何避免？”毛彦文此后再也没有嫁人。但经深爱毛彦文的吴宓却于1953年以白发翁的身份娶了年仅二十岁的邹兰芳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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