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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想走简谱 危重症专家童朝晖:33年间,从不想学医到不能放弃

危重症专家童朝晖:33年间,从不想学医到不能放弃

“感谢我当时误打误撞的学了医,现在才能拥有这么多次为国出力的机会。”

“医生真正的战场永远是患者的床旁,离病人近一点,就是离生的希望更近一点。”

“搞危重症的,要有鹰一样的眼睛,因为病人每一个细枝末节的变化,都是他们在与死神掰手腕儿。”

童朝晖(中)在呼吸重症监护室查房前,都会了解每一个患者的病情。王艾冰摄

这三句话是2021北京榜样年度候选人、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童朝晖在描述自己32年医生生涯中经常提到的3句话,用来提醒自己也提醒众多学生,他是一个医生、一个临床医生、一个呼吸危重症临床医生。

“每次突发事件,都让我感恩能为国家做点事情”

在朝阳医院,童朝晖有3个“固定”的办公场所,一个是位于门诊楼9楼尽头的一间出门诊的办公室,另一个在住院部13楼的呼吸重症监护病房,除了这两个地方外,他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自己的办公室,走进这间并不大的办公室,最先看到的就是墙面上挂着的一张他参加“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颁奖时的照片。

重症八仙合影,童朝晖(右三),受访者供图。

“我特意让他们洗出来挂上去的,因为这对于我个人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也是从医33年中难得的一次考验的见证。”童朝晖看着那张身后的照片说到,仿佛再次回到了在武汉的100天。

2020年1月18日,童朝晖出征武汉时是跟女儿一起去机场的,女儿出国学习,他去武汉抗疫。“女儿拿着个大箱子,我拿着个小箱子,心想我两个礼拜就回来了。”童朝晖回忆,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100天。到武汉就扎进隔离区,用2天时间把所有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情况摸查一遍、重症八仙、坚守武汉到最后的专家、随后直接辗转哈尔滨、吉林、青岛、北京、石家庄、通化等多地,连续战疫250余天,行程超过1.5万公里。

重症八仙再次到同样的位置并合影(管向东因为在云南抗疫,并未参加)受访者供图。

这些是童朝晖在出发时从没有想到要完成的事情,但他都完成了。这其实离不开此前多次突发事件的积累。

2003年童朝晖承担北京市SARS主检医师的艰巨任务,随后成为SARS定点医院的病区主任,带领团队取得百余名患者无一例死亡的战绩;2008年发现北京第1例H5N1禽流感患者;2013年诊治北京第1例H7N9患者;2019年发现并成功救治北京第1例H5N6禽流感患者;同年,诊断并救治109年以来北京首次出现的2例输入型肺鼠疫患者。

“为国出力,我一直是毫不犹豫要勇往直前的。”童朝晖告诉记者,正是这份毫不犹豫让他回想起任何一次走上疫情的一线都不记得有任何恐惧。也是这份毫不犹豫让他告诉记者,“现在看起来坚持学医是正确的,不然我可能都没有为国出力的机会。”

“最开始并不想学医,但天生喜欢挑战”

之所以说坚持学医,是因为童朝晖当年填报志愿时并未填医学,学医是他被调剂的结果。

“我大学填志愿时没报医学,那会想学机械、计算机这些专业,但是因为报考的志愿都没有录取,我是被调剂到医学院的,第一年还有点不想学,想再参加一次高考。”童朝晖笑着说,但是那会父母和老师同学都劝我,让我坚持,也就是在坚持的过程中,我发现医生这个行业给人的挑战感和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童朝晖在出门诊。王艾冰摄

“做医生是一个慢慢喜欢的过程,但只要做了医生,就要做个名医。”这句话是童朝晖接受自己是一名医生的开始。从那之后,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开始以医生为核心。“本科毕业去医院轮转,只要有重病人我就不走,哪怕不是我的病人,我也要跟着去抢救,好像我天生就喜欢有挑战性的事情;当医生一定要是博士,所以我拿博士比其他大部分同学都拿得早……”

喜欢挑战的童朝晖仿佛注定要做一名危重症医生,每次遇到危重症病人,他都会看似轻松的说一句“试一试”。2014年,童朝晖接到了一个求救电话,“一位24岁的产妇误服了百草枯,请求会诊指导救治。”接到电话后,童朝晖和团队医务人员立即赶往患者所在的医院,路上却接到对方电话说:“你们别来了,患者已经快不行了。”

“还是过去吧,试一试。”就是这样看似轻松的一句话,让童朝晖和医生们坚持赶了过去,经过一番抢救后,患者闯过一关又一关,并最终等到了适合的肺源,接受了双侧肺移植。现在谈起当时为什么要坚持过去,童朝晖还是淡淡的说,“就想着试一试吧,万一呢。”

“做呼吸重症的好像啥也不会,却是离死神最近的”

童朝晖的这句“试一试吧,万一呢”背后,承载着太多患者和家庭生的希望。

“我最大的挑战其实在我所负责的呼吸重症监护室里,那里有16张床位,里边躺着的病人是我每天来到医院最放心不下的人。”童朝晖沉重地说到。当健康时报记者走进这间重症监护室的时候发现,与其他病房不同的是,这里每一个患者好像都安静地睡着;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面对的都是用力呼吸着的危重症病人,而童朝晖在这个特殊的地方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童朝晖在查房中。受访者供图

在这里工作了18年的北京朝阳医院呼吸重症监护病房护士长张春艳说,“童院是我们的领路人吧。”在张春艳的印象中,这个领路人天生带着一种威严,“童院很少对我们发脾气,但是就是每个人面对他的时候都会有压力,每次他来之前,年轻医生都会有一点害怕。”张春艳说到,18年的过程中,她只见童院发过两次火,一次是他的学生连基本的知识点都没记住;另一次是因为我们病房有3个同时上ECMO的病人,很多病人也比较危重,有些病人的细节我们没有处理得很好。

“我跟他们发火都是因为他们对病人没有做到最好。”童朝晖笑着说,我经常跟他们说,“未来10年、20年这些病人、甚至我自己的生命都是要交到你们手里的,而且危重症病人的救治是一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做到万无一失。”

作为一名呼吸科危重症医生,童朝晖时常勉励自己和学生的一句话是,“外科医生会动刀子、心血管医生会介入,呼吸科医生好像啥也不会,但是因为我们做危重症,每天面对的病人都是生死之间,你必须什么都要会,要有责任心、爱心和细心,还要有清晰的逻辑、不断积累的经验以及不断更新的知识点....。”

“一名医生,永远要走到病人床旁”

“33年了,每次遇到重病人或者突发事件的时候,感觉最初的热情依然会被唤起。”童朝晖说,不管走到哪,不管我是什么职位,看病人才是我的铁饭碗。“从最开始做医生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成功抢救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

童朝晖在给病人检查身体。受访者供图

所以即使到今天,童朝晖依然坚持每周一次门诊,两次查房,“跟在病人床旁得这个习惯,我从做科主任的时候一直坚持到现在。”周一门诊、周二和周五分别两次呼吸重症监护室查房是童朝晖雷打不动的习惯。早上7点到医院,童朝晖的第一件事是在办公室门口的公用跑步机上进行简单的锻炼,然后就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记者跟诊发现,从早上8点到中午11点,童朝晖出门诊。门诊患者的CT,童朝晖的平均观察时间大概都在6分钟左右。门诊结束,没有任何空闲,他立马参加了2个科室的会议,午饭是同事给他的一个花卷。

“明天早上7点50我会到呼吸重症监护室查房。”结束完上午的工作,他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朝阳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的查房是从早上大交班开始的,交班医生说完各自负责病人的情况后,还会有厚厚的文件夹,记录着这里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一个患者一个患者地过,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核对,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地提问和指导……

2个小时后,真正的查房开始,此时的朝阳医院呼吸重症监护室里有12位患者,童朝晖走到他们一个个床旁,观察他们身侧的仪器、询问他们时刻变化的病情、用患者能感知到的方式告诉他们,“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是你们能走出去的信心。”(健康时报记者 王艾冰)

来源:健康时报

“建议取消音乐类考级”上热搜,委员:痛心现状

北京晚报 北京晚报3月9日消息,3月6日晚,“建议调整或取消音乐类考级”冲上微博热搜,讨论度始终居高不下(☞此前报道)。这条建议来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李心草,在目睹了太多因考级而来的乱象后,作为音乐工作者,他决定发声呼吁。考级到底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它的存在究竟弊多还是利多?取消考级真的现实吗?在这场围绕音乐教育展开的网络争论中,类似的问题被接连抛出,网友们观点各异。方兴未艾的舆论漩涡中,音乐考级,的确走到了需要反观自身的路口。委员呼吁背离初衷,现状不改不如取消考级

全国政协委员、国交首席指挥李心草“音乐考级的目的,在于促进艺术普及教育以及社会音乐教学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李心草说。但显然,种种现状“已经违背了音乐学习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掌握的原则,也背离了艺术教育的初衷,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我真的感到痛心”。于是,李心草建议:有关部门和专家应认真讨论、研究、论证考级的教学大纲制定、曲目制定以及最后的考试方式制定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加进一些辅助教学内容,主要针对如何提高孩子们对音乐真正的认识、培养对音乐真正的兴趣。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现状,不如取消考级。 现状痛心“痛恨音乐”学琴为考级考级为拿证 音乐是最美的艺术形式之一,在美育教育中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能陶冶情操,给予人们很多正面思考。但李心草发现,近年来,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儿童没能从音乐中收获愉悦和启迪,反而“痛恨音乐”。究其原因,李心草认为,这与目前的“考级”制度有关。李心草看到了音乐类考级带来的很多后遗症。“学琴为考级,考级为拿证”是许多孩子和家长学乐器时抱有的想法,目的相当功利,至于是否热爱音乐、是否能在音乐中获得某些思想,反倒成为了次要因素。为了尽快拿证和“跳级”,日常教学中,老师和学生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打磨考级曲目上。有的老师为招收更多的学生、标榜自己的水平,直接把考级教程作为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只涉及几首考级曲目,范围之外的作品则几乎不加以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学生能如愿拿到了一定等级的证书,他们的读谱、视奏等基本功以及音乐的表现能力都不扎实,连乐曲的作曲家、历史背景、音乐表现内容也常常一无所知,“只有进度,没有质量;只有音符,没有音乐;只有考级证书,没有真才实学”。在练琴考级的过程中,非正常、超负荷的身心压力会让孩子们对音乐失去好感,从而逐渐开始厌恶音乐,长远来看,他们一生的美学观都可能受到影响。网友热议发泄不满,取消比调整更引人注目 在音乐类考级早已成为产业链甚至一种社会现象的当下,李心草坦言,提出这些想法,他考虑了很长时间:“音乐类考级是一块大蛋糕,直接关系到很多人和机构的实际利益。”李心草的顾虑是有道理的。3月6日晚,“建议调整或取消音乐类考级”的词条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破亿次。仅在一条相关微博下,评论就超过了4000条。在网友们的讨论中,“取消”二字远比“调整”更引人注目,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借这个词汇发泄自身对考级强烈不满的网友很多,他们大多是曾经有过考级经历的琴童,非常认同李心草提出的“考级后遗症”,甚至越过关于“调整”的探讨,直接支持“取消考级”,网友“李智雨”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智雨小时候学过四年钢琴,考到了六级,后来因学业时间冲突不再学琴。“知道能不再练琴了,第一反应就是终于解脱了。”李智雨说,“其实我最初想学钢琴,真的是因为喜欢音乐,但开始考级后,每天练那几首曲子,很快就把热情消磨没了。老师不太告诉我每首作品在讲什么,我也不懂自己在弹什么,反正就是练。”因为练琴的记忆太过“痛苦”,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智雨都对古典音乐相当“抗拒”,后来跟朋友们去听古典音乐会,看到节目单上写的作品和作曲家,也是云里雾里。“什么都不知道,根本不敢和别人提我还学过钢琴。”李智雨笑称,除了会弹那首最基础的巴赫《小步舞曲》、一架在家里落灰十几年的钢琴和几张从未派上用场的证书,作为琴童的那些年,的确没给自己留下什么。另有一位网友“豆豆”则从老师的角度留言:“音乐老师都知道考级有多水。很多家长上来就问,孩子上初中前能拿到十级吗?学习进度一慢,就是老师有问题。拔苗助长的老师赚得盆满钵满,潜心育人的却不被重视,这就是现实。”被折磨的不只是琴童和老师,还有家长。比如一位带着孩子学钢琴的妈妈就在微博上写道:“本来艺术就不该用证书来衡量,我自己就不喜欢考级这件事,看着孩子如此痛苦,为了模仿而模仿,作为家长,我心里也难受。”更有无奈,应该调整急功近利心态 但考级也并非一无是处,许多人肯定它在督促音乐学习方面的作用。“如果没有考级,我不会坚持学习乐器”等类似的评论得到了大量点赞,在很多年龄尚小、懵懵懂懂的琴童记忆里,考级证书就是前进的动力。网友“赤脚少年”的发言相当中肯:“考级是一种比较好的约束自己练琴的方式,它是一种动力,规范了那种‘想练就练,不想练就不练’的态度。任何事情,有目标才有进步,而且也会培养你规划自己劳逸时间的能力。”器乐教师、网友“怡鼓作气”认为,考级过程本身就是对孩子的磨练:“学生在家里演奏时是一种状态,面对考官和观众时是另一种状态,他会增强舞台经验和心理素质。有的考级很规范,每条考级练习曲下都有评委们专业的评语,对学音乐的人来说,这种机会和经验都是很宝贵的。”对这部分网友来说,考级本身并不是错误,发展到今天的境地,他们倍感无奈,并认为更该调整的是那种一切以证书为标准的急功近利的心态。在这个层面上,他们的想法其实与李心草殊途同归。深刻反思“调整”可行,音乐考级乱象需要扫清 在被外界舆论推上风口浪尖时,3月7日深夜,李心草在微信朋友圈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取消’不是目的,回到艺术和教育正常自然的轨道上才是目的。”他能理解一些网友对“取消”给予的过量关注:“的确,这两个字太吸引眼球了。”在“取消”一词的遮蔽下,不少讨论片面解读且偏离了李心草的建议内容本身。

全国政协委员、国交首席指挥李心草但纵观各路观点,音乐类考级存在乱象是不争的事实。“我非常高兴能看到李心草指挥提出这些建议。”著名单簧管演奏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范磊说。从教多年,范磊见过太多在考级中迷失方向的例子。他听过单簧管的考级现场,“震耳欲聋,但孩子们对声音的概念是欠缺的,虽然考的级数变高了,对音乐的理解却没有加深。”听了整整三天,优秀的考生少之又少,范磊甚至告诉自己,以后再也不来当考级评委了。他留意问了问几个演奏出色的孩子,发现他们的成长都离不开家长、老师的正确引导。“这么多人学琴,为什么水平上不来?其实我们有很多有才能的好孩子,他们的天性往往在考级过程中被磨掉了。有的家长很功利,急于让孩子‘跳级’,结果养成了不好的习惯;教师和培训机构良莠不齐,很多还会在考级时走关系,这些现象比比皆是。”范磊同样希望,音乐教育能回归正轨,“重在提升人最美好的素养,比起复杂的技术,我更希望孩子们学得快乐,哪怕学的内容并不复杂。”对于想要朝专业方向发展的孩子,考级能带来的实际助益有限,很多音乐院校招生“不会看学生考了几级,也不需要这个成绩”。目前,所有的音乐考级都只是“业余水平考级”,在各类升学考试中没有过多的参考意义。但在音乐考级已成气候的当下,“调整”考级显然比“取消”更具可行性。关于“调整”考级的各种意见已有许多,诸如加强市场监管、改革考级内容和形式等。范磊还特别强调了师资的作用,提高老师的素养,也是当务之急。本期编辑 常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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